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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北京滑板人的十八年,见证了一个滑板时代的变迁

www.cnjishi.com.cn|2020-09-18|凤凰网
他靠"玩儿"养活自己,见证了一个滑板时代的变迁


一个北京滑板人的十八年
 
原创 地青 地球青年GlobalYoung 作者丨徐杨
 
——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——
 
穿过一排饭馆和超市,进入安静的楼梯间,我们来到北京三环边的一套普通四居室公寓。房间排列了层层滑板和纸箱,电脑里装着各式各样的设计。很快,这些滑板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滑板店里,被年轻人看中,带往街边、公园或者训练场。
 
在那里,我们见到了李文金。三四年前,他接手了滑板品牌“社会滑板”的事务,成为主理人。作为一名有着近二十年滑龄的资深滑板人,他见证了中国滑板发展的多个时代,看过了诸多的喜忧、悲伤、灿烂和落寞。
 
怀揣着记录中国滑板历史的愿望,我们和李文金聊起了他与滑板的这十八年。
 
轻蹬,曲身,随后裹起一阵风,向前驶去,以飞速的旋转和跳跃,越过层层障碍物,落地。Video里滑手的动作完美而精准,一气呵成。但更常见也更真实的滑手生活是,为练习一个动作,无数次摔倒、失败、踩断滑板。
 
李文金是少数仍活跃在国内职业滑板一线的中生代。21世纪初,他们从各条公交线路聚集而来,在北京王府井教堂、朝阳公园或者蓝岛碰头,不停地滑板、滑板、滑板,CD机里循环着hip-hop、摇滚、Reggae以及其他一切让人心潮澎湃的音乐,直到天亮。
 
李文金觉得,和那时候相比,一切都变得不太一样了。
 
上世纪90年代是摇滚乐在中国流行的巅峰,而作为首都的北京,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潮流前沿阵地。这座城市如同饱胀水汽的浓积云,在呐喊和嘶吼中孕育了一场文化暴雨。少年李文金也在这场暴雨中,深受摇滚音乐的影响,迷上了街头文化。
 
初中毕业,李文金考上北京的一所职高,学计算机,但他对方方正正的键盘和循规蹈矩的代码毫无兴趣。他期待放学入夜后,到五道口服装大棚里摆摊卖街头服装和打口碟。作为音乐繁荣的某种衍生,打口碟行业在这一时期同步爆发。碰上收益好的时候,李文金一晚上能赚近两千。这些收入部分地支撑了他日后玩滑板的开支。
 
不同文化之间,总是有着共通和联系。2000年,李文金受同学邀约,到东单体育场观看了一场滑板比赛。从车站走到体育场的路上,他远远地听到场里放的音乐,感受到一种“着魔”般的力量。躁动的音乐、自由开放的现场氛围和滑板——这种在当时仍属少见的运动形式,在这里完美适配。给李文金留下深刻印象的,还有美国滑手MikePeterson。好奇与兴奋夹杂着,他开始研究起滑板。
 
那是21世纪初,尽管已进入中国十年,但由于发展缓慢、信息渠道不畅通,滑板文化仍是一片荒土。李文金回忆,当时全北京的滑板人仅有100人左右,职业滑手就更少。他借来朋友的一块旧滑板,每天放学都去广场,用箱子作为障碍物练习基本动作。他聪明、勤奋,一头扎进滑板里,学动作很快,还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他怀念那个时候,觉得一切都很纯粹,“太好了,好像除了滑板什么都没有。”
 
但那时候还很年轻,他没想过靠滑板赚钱。事实上,他什么都没有想,也没有对未来作太多考虑,“只是玩儿”。他像其他人一样上了大学,念工商管理。但很快,他就发现大学生活没什么意思。他不喜欢图书馆、教学楼,不喜欢条条框框的规矩,这些东西好像把人也切割成了小块儿。两年后,他索性退了学,专心玩滑板。
 
没有网络,没有电商,没有发达的公共交通,当时的滑手们为了滑板,要在路上花费很多时间。李文金总是坐几十站公共汽车去找一个滑板前辈,请他帮忙刻教学VCD,再赶回家观看学习。当时全北京为数不多的几家滑板店,稀稀拉拉分布在新街口、东四。由于练得太狠,李文金每两三个月就要更换板面,其他零部件更是不计其数。因此,他常去新街口一家滑板店,跟老板混得很熟,几乎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投在了滑板上。
 
两年后,正是在这里,李文金拿到了滑板生涯的第一次赞助。而滑板也成为某种契机,让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品牌的主理人,并被品牌看中。李文金还记得,他们约在当代商场的咖啡厅,在A4纸打印的三份合同上签下了名字,很正式。他将那天的合影珍藏至今。第一次获得赞助和朋友的帮忙对李文金来说意义重大。他觉得自己得到认可,有了保障。最重要的是,在经济上,可以不必过于依赖家庭。
 
但在父母眼中,这不过是“玩儿”而已。00年代的中国,人们很难想象“玩儿”可以谋生。甚至年轻的李文金本人,也对此半信半疑。更何况,国内滑板氛围还没有起色,钻牛角尖很可能意味着一条路走到黑。去大公司或者国企工作,端上铁饭碗,是许多中国传统家长共有的期待,其中也包括李文金的父母。于是他没有叛逆,顺应父母设想的出路进入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做销售,卖服务器,成为一个平稳的上班族。
 
在他的讲述里,那段日子没有一点亮色。办公室狭窄的空间,挤满整个公司的人。人们身穿相同的黑色西装,戴上眼镜,衬衫扣隙里挤出一截肚子。眼睛盯着电脑,手里拿着电话,不停地联系销售渠道、拉业务。饭来了,吃饭。吃完饭,在楼道里蹲着抽烟,聊周末去景点玩,相互炫耀“我这又一客户”,看拍马屁的同事给领导沏茶倒水。李文金安静地待在人群中,但他始终觉得,这一切和自己没什么关系。
 
他像高中的时候那样,过着一种双重生活。白天和电脑服务器打交道,拉订单,向客户介绍一些拗口的性能和参数。入夜,换下西装,他回到广阔的场地、踏上滑板,像回到一个精神角落。不同于高中时代的是,现在这种生活总是带来直接而粗暴的后果。譬如玩得太晚,第二天不能早起准时打卡,好几次被扣钱。
 
几个月后,李文金辞职了,理由和当初退学的时候一样:太无聊,没意思。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格格不入,“我觉得再这么干下去,可能要得抑郁症。”
 
2008年,李文金从电脑公司辞职。这意味着脱离了四平八稳的位置,逐渐靠近一个充满冒险但又极富乐趣的领域。那里有目标一致的好友,有认同的价值观,滑板和世界都在脚下,这足以令一颗年轻的心澎湃汹涌。
 
辞职后,李文金做过很多尝试,这些尝试让他离滑板更近。最初,他在五道口大棚二楼摆摊。每天早上五六点,他从家出发,骑上摩托车去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进货,那里有一批较早流入中国的外贸滑板品牌。当时的动物园尚未受到电商行业冲击,每天都人头涌动,汇聚着全北京的批发商、庞大的客源和李文金这样的个体户。李文金抢着刚开门营业的时间,挑到最新到货的服装和鞋,用摩托车驮回去卖。
 
他能分辨什么样的货好卖、哪一种更挣钱,还会拿一多半自己喜欢的样式,这部分总是被剩下。那时的外贸货物美价廉,店里生意不错,最多的时候一天进账几千块。尽管凌晨进货、晚上八九点才收摊,但李文金觉得当上小老板、卖自己喜欢的东西,比待在电脑公司开心多了。
 
变化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他的时间变得相对可支配,能在中午顾客较少的时候关一会儿店,玩玩滑板。身边的人从西装革履的白领和难搞的客户,变成了玩滑板、玩乐队、做服装、开摩托车店的人,这让他感到归属。之后,他进入当时赞助他的一家大型滑板店,花了两年多时间,从普通店员做到分店经理。
 
那段时间,李文金疯狂练习滑板、频繁地参加比赛和表演,拿了全国半职业亚军,也接到一些广告。但是这还不够,他觉得自己和真正的职业选手还相差很远。没有大品牌的赞助,没有作为“业绩”的video,没有真正的收入,年龄在一天天增长,却没有太大的成果。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,悬空在中国滑板圈的边缘地带,找不到位置。也是这个时候,家里越来越频繁地找他聊天:未来要怎么样呢?有什么打算?总不能这样下去。他陷入挣扎中,“快被生活逼疯了”。
 
每天干完滑板店的杂活,晚上9点半、10点下班,赶不上最后一趟地铁。李文金常常听着MP3、滑着滑板从东四回到紫竹院附近的家里,可以省下打车钱。积攒的压力在某一天彻底崩溃了,他发现这样的工作和之前在电脑公司没什么差别,生活鬼打墙一般回到了原地。他想,现在做的一切都不太对。
 
“我花了太多精力在弄其他事儿了。我觉得我最擅长的其实是滑板这个事儿,我没有把它做好。我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去选择我的人生,不能这样放弃。我就想通了,辞职直接去外地比赛了。当时老板也在现场,看到我还很生气,他说你干嘛来了?”
 
如果说离开电脑公司是出于一种追寻自我的选择,那么从滑板店辞职多少有些跳脱舒适圈、孤注一掷的意味。后来觉得至关重要的人生节点,当下作出决定的动机却往往很简单。对李文金来说,这个动机仅仅只是“眼前这件事没干好”。他至今感谢这个决定。
 
那之后,李文金进入“社会滑板”、拍摄个人video,慢慢有了自信和底气。这个创办于21世纪初、几乎与他滑板生涯差不多长的品牌,是很多滑板人心目中的理想国。对李文金来说,那里有他喜欢的文化。而包括老板Raph,资深滑手许莹、DanLeung及涂鸦大师李球球在内的很多成员,都是他的老相识。他们打趣他:你终于来了,还知道来啊?
 
李文金加入的2011年左右,“社会滑板”正处于最巅峰的时期,签约了不少全国的顶尖滑手。两三年后,慢慢开始有人退出。结婚生子、返回故乡、改换生活方式或者跳槽,形形色色的理由,导致后来全队几近大换血,老队员所剩无几。而这种下沉,不仅直观地减少了人力,也带走了宣传和资源。
 
李文金接手的时候,在团队上,占大多数的新队员还没有得到承认。在商业上,产品、设计、销售、推广、合作,一件件琐碎的事项都需要重新归位。更关键的是,要保持原有的风格不能变味。这无疑是一段青黄不接的时间。
 
他用了几年时间,和伙伴们一起,梳理、跟进,拓宽下游销路,挖掘新人。经营有了起色,在全国范围内,他们的下游店铺从个位数不断上涨,到了现在的100家左右,同样增长的还有订单数量。这意味着即使二十年过去,在新一代滑板人心目中,“社会滑板”仍然有着十足的分量和位置。
 
几乎在进入“社会滑板”的同一时期,李文金有了更多曝光,被一些国际大品牌所注意。2013年,他正式与ConverseChina签约,成为职业滑手。在滑板圈,这是一种对能力和身份的认定,当然,也带来了良好的生活条件、稳定的收入、大箱大箱的赞助产品和专业的业务团队。他终于可以抛开生活压力,也抛开之前的迷茫、犹豫、挣扎,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滑板本身的追求中。一直在身后默默观望的父母,也终于放下心来。
 
而国内滑板人们的“成功”也证明了,从表面上看去,包括滑板在内的街头文化,终于迎来了一个全民狂欢的繁荣时代。
 
2016年,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通过滑板、冲浪、攀岩、棒垒球和空手道5个大项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,这意味着“滑板”这一街头运动,走上了体制化的道路。几乎在同一时期,内地综艺进入一个井喷阶段。《中国有嘻哈》证实了对青年亚文化进行娱乐化包装的可行性之后,资本包装的对象从嘻哈、摇滚开始,很快轮到滑板。
 
两个完全迥异的发展方向,在这个时代产生了奇妙的交汇。但对于李文金这样经历过“黄金时代”的滑板人而言,无论哪一个,都让人有点发懵。诚然,进入主流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普及、更广泛的大众认知以及大量的订单,但真假掺半的流量和关注,多少稀释了滑板运动“纯粹”的文化内核,也导致了市场准入被拉低,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。
 
这些年,李文金遇到不少装酷耍帅的年轻人,在长板上“扭来扭去”,吸引女孩。他们称这种人为“板混”,位于滑板圈鄙视链最底层。让他觉得更过分的是,一些人只玩了两三个月,就搞出了自己的品牌,流水线运作,价格也远低于平均。“近两年出来的新品牌得有上百个,”李文金感到匪夷所思,随后便是愤怒。“这不是失去了滑板本身的意义吗?”
 
“纯粹”——在他眼里,这是包括滑板在内的一切街头文化的核心。“要有活动,有故事,有包装,每个滑手每一个角色是怎么回事,他的出身,他的经历。像武侠小说一样,要有一股劲儿在。他们没有这股劲儿,把市场扰乱、价格拉低,呱呱狂挣钱,拿走各公司的好滑手,或者生产hellokitty的网红爆款。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一切。”
 
“我特别鄙视这些。”
 
滑板综艺在国内大热时,李文金看了一集半,默默关掉了电脑。和他有着相同反响的,还有同时代的滑板人们。在他们眼里,综艺节目是一种操纵或表演,由此带来的巨大流量和飞涨的粉丝,只不过是数字僵尸,不仅对提高滑板大众认知度作用微弱,而且与滑板运动所追求的“纯粹”精神背道而驰。他叹了一口气,“我们那时候自己演自己就行了,不像现在,你得演别人。”
 
另一方面,街头运动的模式化训练也让他感到奇怪和尴尬。与他们那个时代不同,现在的家长不再对滑板冷眼以待,参加体育队开始成为获取一线城市户口的捷径。他们开着奔驰、宝马,把孩子送到滑板场,在门口给孩子戴上护具,为孩子请教练。大兴区的运动场地里,经常能看到教练拿着镭射笔,指挥一群10来岁、身穿军装荧光背心的小孩,每天练360、540甚至1200次动作,喊着一二一二的口号跑步。
 
2017年,在滑板入奥的浪潮中,全运会也新增滑板项目。在一些前辈的鼓励下,李文金和其他几名圈内认可的滑板人一起,代表北京队到南京参赛。体育馆里,各方队身穿各自的队服站得齐齐整整,随后是升国旗,听领导讲话,一切都周正而有序。李文金感到恍惚,他从小接触的街头文化,无论音乐还是滑板,都叛逆又躁动,清澈而鲜明,带着将陈旧规则推翻重建的热浪,像聚光灯一样攫去所有人的目光和激情,欢呼着,拥抱着,呐喊着,歌唱着——几乎彻底处于眼前这个场景的反面。
 
他描述着主办方提供的居住环境:两张床,一个厕所,泛黄的墙皮直往下掉。窗外人声喧哗,对面居民楼上正在晾衣服。每个人一天领60块钱的伙食费,几经扯皮,最后涨了三五十。大家都很沉闷。
 
带着排斥和抵触,李文金勉强完成了比赛。但因为放弃最后一个补救机会,他只拿到第五名。
 
今年年初,李文金前往欧洲拍摄滑板旅行的video。他住在瑞士日内瓦湖边,一抬头就能看见对岸高耸的雪山。厌倦了大城市里的“水泥森林”,他更喜欢沉入自然里,毫无杂念地滑板、滑雪、冲浪、打篮球。
 
在瑞士的几个月里,他和当地的滑手打成一片,经常一起玩滑板,接着在日内瓦湖边喝啤酒、游泳。对他来说,滑板已经超越了“爱好”层面,成为一种生活。“滑板拯救了我,把我带向全世界。”
 
偶尔,他会怀念21世纪初的时候,一切都很纯粹。他一再提到“纯粹”这个词,像是对自己的提醒,也像是对很多浮夸现象的一种对抗。对他们来说,无论包裹着滑板文化的那层糖纸多么光鲜灿烂,“纯粹”始终是内里最重要的核心。失去了它,滑板运动会成为一具空壳。尽管阵地一再失守,滑板人们仍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他们所爱的文化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,做好自己。
 
“我们是中国滑板的历史,只要历史在继续,他们就没法把我们删除。”
 
让李文金感到开心的是,现在,父母也可以以他的事业为骄傲了。去年的一天,李文金和母亲下了楼,到离家几百米的饭馆吃饭。身后突然跑来两个个高体壮的男生,一见面就冲口而出:“你是李文金吗?”母亲吓了一跳,男生继续兴奋地说:“阿姨,能帮我们照个相吗?终于见到真人了,我仰慕他好多年了。”
 
李文金说,那天母亲特别高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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