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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庄丨潮起潮落二十年 被选择和被改变的北京通州小镇

www.cnjishi.com.cn|2020-08-16|南方周末
  宋庄位于北京通州区,截至2019年,宋庄内共分布34个艺术区,六千余间艺术家工作室,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群落聚居区。(视觉中国/图)
 
  1994年开始,随着若干批艺术家的入驻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兴起,宋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提升,房租和地价也因此上涨。图为1996年的宋庄。(杨卫/图)
 
  近年来,宋庄生态发生剧变,大量周边产业取代了当代艺术,国画、古玩、画材大行其道。(视觉中国/图)
 
  被选择和被改变的宋庄:潮起潮落二十年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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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内蒙古人郝志强见过一些世面。他52岁了,在宋庄租了两间平房当画廊。一面墙挂油画,另一面挂国画。客人主要是生意人和政府官员。有人开着奔驰宝马来,“那是身份的象征”。也有人手拿公文包、白衬衫西裤系皮带——郝志强说,一看就是处级以上干部。
 
  郝志强常和朋友讲一个笑话,有客人会现场指导他作画。“这里画一个太阳,叫做‘鸿运当头’。那头画一点山,再画点水,叫做‘背山靠水’。”总之,是个好寓意。开张七年,郝志强靠卖山水画,维持一年近二十万的房租和全家的生活开销。他最用心经营的油画倒是一张都没卖出去过。郝志强觉得困惑极了。
 
  2020年7月,盛夏的北京午后,位于北京通州区宋庄镇主干道的徐宋路,热气从柏油路面升起。路口一座叫做“艺术工厂”的大门,铁皮上有大片的锈渍。几辆农用三轮车和大货车驶过,这里几乎没有人流。疫情以来,郝志强在画廊门口搭了个橙色的帐篷,卖些锅碗瓢盆和日用品。
 
  宋庄距河北省燕郊7公里,离天安门24公里。1994年,方力钧、岳敏君、刘炜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人物入驻宋庄,这里逐渐成为“先锋艺术”的代名词,《纽约时报》、BBC等国际媒体都曾做过专题报道。在漫长的二十余年里,这座位于北京东六环外的偏远小镇,是无数人追逐财富、名望、艺术价值的造梦工厂。
 
  “2005年,北京站有一个最大的广告,叫‘投资在宋庄,落户在北京’,应该挂了整整两年。当时是怎么回事呢?你投10万块钱到宋庄办企业,就是北京户口。”宋庄二十年历史的亲历者、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卫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。
 
  在他看来,二十年来,宋庄已迅速滑向了它的反面——打造国际知名艺术区的乌托邦愿景,已变成各种社会力量都想分一杯羹的金钱游戏。“宋庄实际上有三个:一个是本地村民的宋庄,一个是艺术家的宋庄,还有一个是潘家园式的宋庄。它是整个社会复杂形态的缩影。”
 
  从圆明园到宋庄
 
  71岁的栗宪庭与肖像照里一样,头发雪白,连胡子也是雪白的。6月底一个下午,在宋庄小堡村的家中,栗宪庭穿白色的棉布衫,一根接一根地抽黄鹤楼。他听力已大不如前,从不接陌生电话。但说话仍慢条斯理,声音厚重。
 
  改革开放后文化复苏的岁月,栗宪庭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美术最为重要的中心人物,被美国作家安德鲁·所罗门称为“中国当代艺术教父”。1980年代初,他在《美术》杂志率先介绍“星星画派”,是“85美术新潮”最有力的推动者。他为“政治波普”“玩世现实主义”等前卫艺术现象命名。而在新千年后,栗宪庭最为重要的工作,是一手打造了宋庄。
 
  如今回溯过往,许多人都会提到宋庄的前身——圆明园画家村。自1980年代末期,圆明园废墟上的福缘门村和挂甲屯一带,聚集了上百名自由画家、电影人、作家、音乐人。改革开放造成社会松动,自由艺术家聚居区和“下海潮”“民工潮””商业潮”一起涌现,“它是1980年代以降所有社会潮流的一个分支。”栗宪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 
  1992年,大二学生郝志强在报纸上读到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,毅然退学奔赴北京——放弃了他参加四年高考后考取的天津美院。那是户籍制度仍如一块铁板般尚未松动的年代,脱离体制意味着成为社会盲流,需要巨大的勇气。“我们大学毕业,国家有派遣证,最低都在大学当老师。能够把单位辞掉当自由画家,在那个年代是很少的。”
 
  圆明园聚集了大批穷困潦倒的无业青年。“有的人找家人借钱,有人到公司打工”。郝志强靠画路牌为生。1990年代,北京街头有很多巨幅手绘路牌。他给解放军总后勤部画过,一次挣七八千元。郝志强享受一种自由纯粹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——挣钱之后,便请朋友喝酒吃饭,通宵达旦地聊艺术。“那时大家都穷,都没成名。方力钧和岳敏君有一丁点名气,但也不大。”
 
  1995年,圆明园画家被驱散。“看见不明真相的外地人就抓,到郊区去筛几个月沙子。攒够路费,就押送你回老家。我认识一对夫妇,刚刚从南京跑到圆明园,落地没几天就被抓起来,送回南京了。”栗宪庭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。
 
  彼时中国当代艺术尚处于地下阶段,普通人对此没有清晰的概念。“你一个外地人,跑到北京来,又没有正经工作,连老百姓也会斜眼看你”。那种滋味让杨卫很难言说。郝志强则记得,有一次警察冲进他的画室,限他三天搬离。那时他留长发,扎着辫子。警察拿手指着他:“一看你就是艺术家,你跑不了。”
 
  1994年,第一批艺术家迁入宋庄,花三千到一万元不等,从农民手中买下房子。那年初春,栗宪庭坐着吉普车来看时,感到无比荒凉,鸟不拉屎。“这里比天安门广场低10米左右,是运河最低的地方。地下全是沙子,沙地不长粮食。很穷,所以很多人进城。”
 
  在栗宪庭看来,彼时的一些小有名气的艺术家,已经进入国际艺术界的视野,是戴着皇冠来的。他们带着鼓囊囊的钱包落户宋庄,成为日后吸引盲流艺术家的原因之一。
 
  2004年,栗宪庭正式迁往宋庄。村里没有路灯,人们拿手电筒照明。农村生活有明显的时差——天黑得早。偶尔和朋友去镇上的饭店吃饭,似乎已经过了很久,拿起手表一看,才八点钟。“那时我常说一个笑话,城里的夜生活还没开始,宋庄的夜生活已经结束了。”
 
  “哪里有画家?”
 
  2005年,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,中国艺术市场出现井喷,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。以张晓刚、方力钧、岳敏君、王广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“F4”,成为红极一时的市场神话缔造者。据媒体报道,张晓刚的作品《血缘:同志120号》在2006年以折合人民币约800万的惊人高价拍出,对内地艺术品市场造成了极大的震动。
 
  “如果说2005年以前,我们还处在以艺术价值作为市场评判标准的系统里,到2005年这一年,忽然间一切都变得莫名其妙,不可思议。”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新世纪以来,随着广州三年展、上海双年展等一系列大型展览的举办,当代艺术一夜之间浮出水面。杨卫参加过央视一档青年节目,专门谈论行为艺术。“虽然是两派论证,但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中央电视台谈论行为艺术,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。”
 
  而伴随中国地产经济和股票市场的迅猛发展,大量热钱流入艺术市场。
 
  财富造就了神话。1996年,杨卫花1万元在宋庄买下一个院子,物价的概念持续了十年,到2005年,1万元仍算一笔钱。“当张晓刚一幅画可以拍出500万,他自己都傻了,怎么会这样?当年一套房子才二三十万,500万可以买几十套房子。这个数字从1变成500的时候,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而到2008年初,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亿,人们的心态反而已经接受了。明白那个无非是市场的炒作,跟艺术无关。”
 
  在杨卫看来,这一波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,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造就的——他们和自由艺术家共享了一套1980年代的启蒙价值观。从体制共同出走,打破铁饭碗。一拨人去赚钱,一拨人搞艺术。当创造了大量财富的新贵阶级崛起后,当代艺术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目标。“这批房地产商、玩股票的、律师、医生,那一代人的精神形态是相勾连的,他们能够读懂当代艺术。”
 
  杨卫认识德国歌德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米歇尔·康·阿克曼。1990年代,他拿着40万人民币的年薪,在北京燕莎附近住独栋别墅,年租金1万元。出于同情,阿克曼偶尔会拿出一部分钱买张晓刚、刘炜等人的作品,“几千元一张,否则这些艺术家活不下去。”当他2011年退休时,年薪依然是40万——而房租也成了这个价钱。
 
  阿克曼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奇迹。当年他资助过的穷画家,都成了响当当的财富巨星。这位德国人依靠卖他们的作品来维持体面的生活。
 
  神话故事也在宋庄同步上演。艺术家马越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,新千年后,他常在画室接到电话,“下午你等着,我领两个英国人来。”马越开始学习待客之仪——以前都给外国人倒茶,后来学会了倒可乐。
 
  2005年,一天晚上,马越正在宋庄刚盖完房的朋友家喝酒,一位印尼华人突然出现,花几万美金把他的画全买走了,连挂在饭店的画都要拆下来,“我叫了个哥们陪我一起,手都拆疼了。”马越卖光了画的消息在宋庄不胫而走,“当时我也傻,以为自己大展身手。”结果没过几天,发现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经历。马越说这叫“抄底”——“就跟温州人买房一样”。
 
  “经常有画家,昨天还穷得叮当响,吃碗面条都不敢点大碗。第二天就又买车又张罗买地盖房子。”暴富的传说在宋庄遍地开花,走在路上都有发财的机会。“那个时候有人出门遛弯,刚好碰到别人打听,‘哪里有画家?’。他就作为中间人带路,这一圈下来,马上几十万到手了。”
 
  宋庄的江湖
 
  2005年,宋庄作为艺术小镇的历史正式拉开序幕。那一年,时任宋庄镇党委书记的胡介报提出“文化造镇”的口号,并成立宋庄艺术促进会。在杨卫看来,“胡介报是教师出身,有点文化。”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活跃,让政府看到了商机——这些不明来历的艺术家,原来是一笔财富。
 
  2006年,宋庄被列入北京市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。“这个概念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新的,当时很多专家就住在宋庄,并进行调研,说文化创业到底怎么搞,都是从零开始。随着时间的推进,很多都没有展开。”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 
  2006年10月6日,宋庄美术馆开馆。这是中国最低行政级别的美术馆——村级美术馆,栗宪庭担任第一任馆长。
 
  “那天来的人非常多,上午10点到下午3点,来了三万多人。而且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人,中央美院、四川美院、浙江美院的院长,来了很多艺术界很有权势的人。他们说老栗这么多年没有出山了,他在干吗?弄了这样一个东西,他们很好奇。”栗宪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 
  年过半百,栗宪庭本已决心退隐,解甲归田。打动他出山的理由,是那些尚在挣扎中的失意者需要出路。由于当代艺术金字塔顶端人物的入驻,宋庄早已名声在外,大批艺术青年被吸引于此。“2005年,公安局做过一个调查,这里的艺术家和家属加起来有2.5万人,”栗宪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大部分人都很贫穷,住个小房子。”
 
  栗宪庭在说服一位北京市领导时提出一个观点:“全中国的艺术院校都在扩招,这么多艺术家流落在社会上,没有饭吃,是一个社会问题。”他认为大城市的艺术家聚集区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,有美术馆、研究机构、拍卖行,从创作、展示、学术,到商品销售,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。
 
  如今回忆起来,许多人都认为有过一段好时光。宋庄艺术促进会正式挂牌成立后,马越曾担任理事。“当时开会,一个妇女走进来宣布,指着我说,你是理事,栗老师也是理事,他是副会长,好了就这样。我还以为要投票,实际上已经研究好了。”
 
  宋庄已获得世界性的关注。当年北京市派出文化代表团到纽约,有政府官员回来后告诉栗宪庭,“纽约的人问他们,谁是宋庄的领导?”
 
  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2009年,宋庄换了新一届领导。2012年,前一届镇政府支持并做了7年的“宋庄艺术节”,被“中国宋庄艺术产业博览会”取代。与此同时,栗宪庭也开始被边缘化。“他们找国家画院合作,一下就跟宋庄原来的生态就脱节了。”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 
  2007年,宋庄发生第一次房讼,艺术家和农民的土地纠纷正式登场。随着房租和地价的不断上涨,农民觉得自己吃了大亏,纷纷把艺术家告上法庭,要求收回土地。关于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争议自此浮现。著名的李玉兰案持续了将近4年,该案的代理律师王笠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十多年来,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宋庄就会发生土地纠纷,“在某种期待下,我已经成为了宋庄的‘晴雨表’。”
 
  “这不就是明摆着弄钱?”
 
  在多年好友、艺术家祁志龙眼中,郝志强属于“一直在搞当代艺术,非常挣扎的画家”。但艺术成就显然不遵从个人意志,昔日圆明园的画家好友都成为财富明星后,郝志强并未步入成功者的行列。
 
  2009年,他借住在宋庄朋友家。“是个老院子,朋友让我白住。我要不维修都快塌了,拿手一抠全是土,房顶有洞,老鼠在上面爬。”在那个院子里,郝志强创作了好几幅大型肖像画。名家好友们看到后都要赞叹一句,“我们住那么大工作室都不画画了。”
 
  2008年,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,当代艺术市场出现雪崩式下跌。据媒体报道,当年伦敦佳士得秋拍,张晓刚的《父亲和女儿》无人问津。在国内,香港苏富比秋拍上,47件中国当代艺术品,仅成交28件,成交率59.57%,总成交额1.17亿港元,不到最低估价的一半。中国当代艺术的财富泡沫逐渐消散,十年来,郝志强去过不少知名艺术家的工作室,发现他们都很少画画了。
 
  宋庄的生态也出现异化。大量周边产业取代了当代艺术,国画行、宣纸店、古玩店、油墨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杨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市场在这里没有了,“因为蛋糕只有那么大”。这些年来,杨卫回到湖南老家,发现传统艺术主导着地方艺术生态。“政府举办活动,会请一些所谓的画家或者文人,来表演一下,写个书法,画个花鸟。”
 
  2013年,郝志强刚到宋庄开画廊时,只卖油画。客人们来店里转一圈,总回过头问他,“你这有卖山水的吗?”听说没有,便转头走了。后来他才知道,这些人都是做生意的,“有好几个煤老板”。他们讲究风水,挂一幅山水画在家里,能给他们带来财运。
 
  第二年,郝志强的儿子出生。天津美院中国画专业肄业的他,开始重新拿起毛笔,研究客人的喜好。“你得针对他们的品位,不要画得太抽象了,太艺术他看不懂。要能看懂又美观,而且画得不要太俗,比较高雅就OK了。”郝志强的科班功力得以体现,一天之内,曾有4个客户来买他的画,他在全国有三千多个客户,只有西藏、青海等省份没人买过。其他画廊的人听说后,还偷偷拍他的山水画,拿回家仔细临摹。
 
  宋庄也逐渐成为一些人的“金字招牌”。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全国各地的国画院院长都流行到此镀金。很多人保留画院体制内的工作,再到宋庄搞个工作室,“在当地卖作品的时候,就说‘在北京都有我的美术馆’,作品就更好卖。”杨卫到他们的工作室里看过,“也挺奢华的,土豪。”
 
  郝志强认识山东某艺术学院的老师,到宋庄租了间工作室卖画。“一看待了三年不对,白交了三年房租,一张画没卖出去,又回去单位了。还有我内蒙古的老乡,在宋庄待了五六年,市场好的时候也赚了一笔,一看市场不好了就走。你说这能是艺术家吗?这不就是明摆着弄钱?”
 
  据媒体报道,截至2019年,宋庄分布着70家画材店,34个艺术区,六千余间艺术家工作室,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艺术家群落集聚地。漫步宋庄街头,水泥工业感与典型的中国乡村景致并存。大量青铜铸成的大型雕塑、画布行、古玩店,散落在一处处乡间绿野中。
 
  “搞行为艺术的工作室,隔壁就是画水墨的”。这两年来,隔一阵子,杨卫就会听说有当代艺术家离开宋庄了。他们很难负担一年十万的房租。他觉得这里更像是北京东三环的知名古玩市场,“宋庄现在就是一个潘家园”。
 
  7月底,郝志强坐在画室里,看着门外空荡荡的马路,回忆这些年宋庄的怪象。一阵风吹过,奶白色的宣纸卷起一角。
 
  “它和中国的时代是相关的”
 
  6月18日,栗宪庭又一次在朋友圈表达愤慨。据《中国慈善家杂志报道,今年疫情中,艺术家几个月没有收入,便重启“艺术地摊”的方式自救,被当地城管部门以“市里没有文件许可”的名义驱赶。危机并不止于此——近期,宋庄镇人民政府、村委会等机构发出租住房屋的变更通知,租期由50年缩短为20年。
 
  艺术家祁志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收到法律函时,他被要求和函件合影,表示已经送达。宋庄的拆迁风声并不是一件新鲜事,“以前各种小危机还是有的,隔两年就来一次。这次的大危机是收到了所谓的法律传票,让我在规定的期限内,去大队办理新的20年租赁合同。”
 
  这些年来,马越心里常会产生一种错位感——以往面对由临时工组成的拆迁队时,艺术家会手拉横幅,和对面的工人认真讲道理、谈他们对宋庄做出的贡献。“说我们信仰艺术,它让人有创造力,让生活变得精彩,是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明方式。你跟人说这个干吗?谁听你的。”
 
  有天,马越去宋庄的朋友家喝茶。院子里有紫藤架、鱼池,和东西两个茶亭。朋友告诉他,自己年纪大了,已经看淡了名利。他上午在东边喝茶,下午去西边喝茶。不料话音刚落,马上传来了租期变更的消息。
 
  如今宋庄人的生活像是八仙过海。有人搞微拍,有人成为房东——把房子租给年轻艺术家,以房租维生。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艺术家中,有人也开始画国画了。郝志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去年有人家生了小孩,摆了满月酒。朋友喝醉了打趣说,“你这是来挣我们钱的吧?现在也卖不了画。”
 
  因为上过某知名主流杂志的封面,栗宪庭成为很多市长慕名拜访的对象。“最早敲门的是西安市市长,我们家保姆不让进,就在门口吵。他说我不是骗子,不信你现在打电话问,我真是西安市市长。后来我还去了西安,虽然(跟他们)关系很好,但是谈不拢。他说给我9平方公里地,一年2000万,给我做艺术区。我说这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,宋庄你看我做得很成功,实际上我失败了。”栗宪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 
  2003年,刚搬进宋庄时,栗宪庭想退出艺术界,住一个有院子的房子。“这一生,完全没有办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,只能跟随境遇变化你的所为。”
 
  在杨卫看来,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史都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。宋庄的游离性,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缩影。“它随着市场、外力在变化。1990年代西方介入,就向西方体系靠拢。2000年以后,国内市场兴起,它也随着国内市场兴起。它和中国的时代是相关的,宋庄是所有矛盾冲突的缩影。”
 
  与圆明园艺术家的追求不同,名利成为新一代艺术家在宋庄工作、生活下去的动力之一。
 
  “之后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来寻找机会的。尤其是宋庄已经有一批成功的艺术家带来了影响,大家是冲着影响来的。他们就试一试,来搞几年艺术,看能不能搞出来。很多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,时间一久,看不到前景,就放弃了。虽然内心也很纠结、挣扎,没办法,这条路走不通,只好改行了。”杨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 
  杨卫认为,在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,艺术家群聚除了生存选择,更多出于精神意义上的惺惺相惜。“过去搞当代艺术是一种反叛,哪怕是失败,也会有快感,也无怨无悔。现在,我看到大量宋庄的年轻艺术家在寻找的不过是一份职业。”
 
  “跟涨大水一样,随着它就冲走了,不随着它就淹过去了。像那些弄潮儿,大伙儿都跟着他们走,他们就成为标志性的了。”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宋庄也没有错过什么,这些都是注定的。”
 
 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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